时间的接棒：南京博物院历任院长侧记

边城小浪子 · 发表于 2025-12-19 20:35

南京博物院里那些安静的器物，总是比人更懂得时间的深意。它们见过太多的守护者——那些在历史长河里接棒的人，在晨光里抚去青铜鼎上的微尘，在黄昏时凝望展柜里的一片玉，在深夜的灯光下翻阅泛黄的纸页。每一任院长，都曾是这座宫殿的守夜人，站在时代的门槛上，既回望来路，又为后来者点亮一盏灯。

民国二十六年的秋天，战火已烧到长江边。年轻的曾昭燏站在南迁文物的木箱前，箱子上用墨笔写着“商·司母戊鼎（仿制）”。真正的国之重器已在西行的路上。她是南京博物院历史上第一位女院长，更准确地说，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伦敦大学考古学专业的文凭还带着英伦的潮气，她却必须做出最中国的决定：三千箱文物，走水路还是陆路？她的手指划过清单上“竹林七贤砖画”那一行——那是刚从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上的嵇康正在弹奏《广陵散》。最终，这批国宝辗转武汉、重庆、乐山，九死一生。而曾昭燏留在南京，守着空荡荡的展厅。有士兵想征用院舍，她挡在门前：“器物可迁，屋舍可让，唯此地魂不可散。”她说的是“此地魂”——那些在砖缝里、在梁柱间、在每一寸空气中的文明记忆。多年后文物归来，她逐一开箱查验，当看到《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的碎片时，这位从不落泪的女学者，在仓库里哭了整整一刻钟。然后她擦干眼泪，开始筹备修复方案。守护有时是轰轰烈烈的迁徙，更多时候，是面对碎片时那一刹那的脆弱，和脆弱之后的坚持。

时间跳到1954年，南京博物院从“中央”更名为“地方”，有了第一任正式院长。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考古队的洛阳铲在江苏大地上探寻着新的史诗。在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年轻的工作人员犹豫着：这片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是原地保护还是继续发掘？请示送到院长办公室。当时的院长站在地图前，他的目光从六朝建康城遗址，移到明代城墙，最后落到北阴阳营那个小红点上。三天后，考古队收到批示：“让地下的继续沉睡，我们只唤醒必须说话的那部分。”这句话后来成了南博考古的信条。在他任内，南京博物院确立了“既重王室珍藏，亦重百姓日常”的收藏方向。一批宋代市井陶俑、明代民居构件、清代嫁妆画入藏，它们没有帝王年款，没有名家题跋，却让历史的肌理变得温热可触。他曾对年轻的研究员说：“博物院不是历史的终点，是每个今天的起点。”

世纪之交的南京博物院，面临着另一种抉择。城市在长高，游客从四方涌来，博物馆是成为旅游手册上必到的打卡点，还是继续保持沉思的气质？1999年上任的院长龚良，在扩建方案前站了很久。老馆是民国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仿辽式”大殿，巍峨如历史本身；而新馆需要容纳多媒体、儿童互动区、文创空间。那个春天，他带着设计团队走遍故宫、上博、陕博，最后在苏州博物馆的竹影墙前驻足。回南京后，新方案出来了：不追求突兀的现代，而是让新建筑向老殿宇躬身行礼；不设栅栏式展柜，让战国错银铜壶和看它的少年之间，只隔一层呼吸可感的玻璃。他说：“博物院最高的威严，是让人感受不到威严。”在他任内，“博物馆之夜”首次对普通市民开放。那是个夏天的晚上，一位清洁工阿姨结束工作后没有离开，她在《坤舆万国全图》前站了许久。院长巡馆时遇见她，阿姨有点局促：“我就想看看，老祖宗眼里的天下有多大。”院长后来回忆，那是他听过最好的导览词。

这些院长们，从曾昭燏到今天的守护者，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钥匙。钥匙能打开库房的门，能启动展厅的灯，但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一扇看不见的门——穿过这道门，明代的工匠和今天的中学生能看见同一片玉璧上的游丝毛雕；清代的学者和异国的旅人能触摸同一块碑刻的深深笔意。他们不是物的主人，只是时间的信使，把从上一个守夜人手中接过的光，拨亮些，再传给下一个。

黄昏时分，最后一位游客离开。保安的手电光扫过大殿，那些鼎、瓷、书、画，在渐暗的天光里收回白日的喧嚣，沉入自己的记忆。而历任院长的黑白照片挂在行政区的走廊上，他们注视着虚空，仿佛在倾听。倾听什么呢？也许是文物入库时木箱拖地的闷响，是学生临摹古画时笔尖的微颤，是某个孩子突然指着“广陵王玺”金印说“这个字我认识”。

馆长室的门关着。窗台上，一盆兰草正在抽新叶。明天清晨，当第一缕光穿过窗棂，照在万历年间的大龙缸上，新的守护者将走进这里。他会先泡一杯茶，然后打开日志本，翻到空白的一页。所有昨日的声音都安静下来，等待他写下今天的第一行字。而窗外，南京城正在醒来，梧桐叶的影子落在民国老建筑的墙上，轻轻晃动，像是时间在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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