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先生翻译的圣经新约四福音（这可是我的珍藏呦）
马相伯先生翻译的圣经新约四福音（这可是我的珍藏呦）
提到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问题，很多人都会想起明末来华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却忘记了近代的一批中国教徒，包括我们丹阳的名人马相伯先生。
马相伯在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借着对教会的认识、本身的家财、学识和社会地位，一边从政、办教育，一边撰写和翻译宗教著作，从不同的层面去推动天主教会本地化。他生前在教内教外均享有极高名望，是近代中国天主教会的一个重要代表。
马相伯传略
马相伯，名良，教名若瑟(Joseph)。马相伯生于1840年，卒于1939年，在他生活的一百年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变化；而他的一生，也同样的多姿多采。马相伯为元代大儒马端临二十世孙，马家自明朝皈依天主教，故他出生一月即受洗入教；他一方面接受传统的经学训练，另一方面又因为天主教信仰的关系，使他无论对人生或世界的观念又能不囿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他曾忆述：「我因为受了家庭的影响，对于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已能不为那时中国社会传统的见解和习染所拘束……我因宗教的启瀹，又知道天子也和我们一样，同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并没有什么神奇……」事实上，这种平等的观念一直伴随着马相伯的一生。
1851年，年仅十二岁的马相伯只身去到上海，入读耶稣会所办的徐汇公学。马相伯的学业成绩很好，在1870年获颁授神学博士学位，同年被祝圣正式成为司铎。作为一个神父，必须矢发神贫、贞洁、服从三愿；这意味着加入修会过团体生活的人需舍弃一切。要马相伯舍弃财富和家庭，可能并不困难；但要舍弃自我、绝对服从长上命令，对他却是一大考验。马相伯成为神父后，便经常的与修会发生磨擦，结果六年后，他弃职而去。
放弃修道生活，马相伯瞬即投入李鸿章幕下，从事经世事业。马相伯热衷于推动洋务，眼光阔大，曾有不少好提议，但是碍于守旧派的阻挠，以及自身不懂官场的生存技巧，他始终是劳而无功。在官场打滚二十多年后，马相伯感到灰心丧气，加上家庭的压力，终于决心退隐。马相伯五十四岁时，其妻携子回山东老家探亲，不幸死于海难。这对马相伯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几年后，马母沉氏病重，弥留之际，对马相伯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对马相伯而言，这席话比任何惩罚都要严重。1897年马相伯离开了官场，接受教会的惩罚作补赎后，终获教会赦免，重新通功。
马相伯重归教会至离开人世的四十年间，谋求多方面的发展，这个时期可说是他人生的高峰，足迹遍及政治、教育及宗教等领域，其中先后创办了震旦、复旦及辅仁三所大学最为人称道；而他不断的谴责专制政权及呼吁抗日救国，也为他赢得了救国老人、中兴人瑞的称誉。
抗日战争爆发，北京、上海、南京等相继沦陷，马相伯被家人及弟子安排迁往昆明暂避，半途至安南谅山患病不能前进。一日，闻得湘北大捷，以兴奋过度不能入睡，病情加剧；几天后，即告不治。据闻马相伯弥留之际，犹关心局势，卧病在床，招家人催前，尚问「消息……消息……」。马相伯逝世时为1939年11月3日，享年一百。
翻译圣经
天主教会相信宇宙间的造物主借着《圣经》向人类说话，一切教义都由《圣经》引申而来；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必然的很重视《圣经》，马相伯也是一样，在他的文章、讲演中都经常引用《圣经》章节。
马相伯既重视《圣经》，也希望能让《圣经》在中国广泛传扬。可是，即使从明末利玛窦算起，天主教在华传行三百年，还是没有把整本《圣经》翻译出来。十九世纪，天主教会内虽然出现几个中文《圣经》译本，但是都只翻译了部份《圣经》，而且其中有些译本根本没有出版。马相伯一直希望翻译全本《圣经》，但因工程浩大，他只好从新约《圣经》的四部福音书开始。1919年，马相伯出版《新史合编直讲》，该书译自费来弟（Mastai Ferretti）的Les Evangiles unistraduits et commentes。所谓「合编」是把新约四福音的内容重新整理，删去重复的，按着年月的先后排列事件，让读者看后能容易掌握有关耶稣的记载，这部份用文言译成。「直讲」即是批注，用白话写成。
后来，马相伯又再翻译四福音，题为「救世福音」或「对译罗玛监本四圣史」，1937年已经当时的南京主教于斌审核，准予刊印；但是一直到1949年才以《福音经》之名出版，当时马相伯已病逝十年了。此书每部福音前有一短文，简介该部福音的架构主旨。译文以《新史合编直解》为蓝本；批注则用《圣史合编》，但马相伯只在各篇章后写上该书何章何节，读者须兼阅两书方为完整。
无论是《新史合编直讲》或是《福音经》都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新史合编直讲》把四部福音内容重整，阅读一遍差不多等于阅读了四福音，非常便捷；但是当日的圣经学不发达，著者费来弟在选取材料时也许会有偏差，正如方豪说：「费来弟认为（四福音部份经文）是重复的，不一定是重复，而他认为不重复的，也许真是重复的。」而且，天主教会对《圣经》的态度一向严谨，四福音虽有重复之处，但都是天主圣神的启示，任何人不能添减甚么。所以《新史合编直讲》只是一部有关四福音的著作，而不是《圣经》，不能在教会礼仪上诵读使用。
《福音经》则是按四福音逐字翻译。马相伯在序言中表示，翻译是为大众的，因此用辞应尽量平易浅白；但是，他也认为新约《圣经》成书在魏晋以前，翻译时也不宜用魏晋以后「新」出的字；而「圣经字句，义蕴无穷，不敢贪易偏重一解，只求贴切原文，不避生硬。」结果，《福音经》中有颇多冷僻字辞，如「牂」、「洮」、「麌麌之众」。事实上，比《福音经》出版较早或同期出版的几个译本都用了白话文，《福音经》的文辞典雅有余，但是在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环境中，就不利于普及流通了。何况其它译本都会在章节之后作有详细批注；《福音经》在批注方面却有一大缺陷，如上所述它以《圣史合编》为批注，在使用上相对不便。再加上《福音经》译成之日（1937年）和出版之时（1949年）正遇上中国政局有着重大的变化，窒碍了书刊的流通，也使得《福音经》不受注意。
学者在翻译《圣经》时多从新约入手，马相伯在生时尤其缺乏旧约译文。假如，当日马相伯不译新约，而把精力投入翻译旧约，可能更有助于翻译《圣经》的整体工作。总之，马相伯在推广《圣经》方面，虽做了一定的工作，可惜效果不彰，只能在中文《圣经》翻译史中添上一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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